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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撰写的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日本历史，共分五章。前四章吉田茂按照时间先后，将近代日本的百年史划为4个阶段——明治维新、近代化、战后困难时期、经济发展时期，分别阐述日本所经历的波折起伏，第五章则是对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的总结，并提出日本未来发展的计划和构想。为了有助于理解《激荡的百年史》及其时代背景，本书选译吉田茂所著《随忆录》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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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日本第45、48、49、50、51任首相。二战前，先后担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驻意大利大使和驻英国大使。二战后，担任东久迩及币原内阁的外相。1946年成为自由党总裁，并以68岁高龄再次组阁。在任期间，制定日本国宪法，公布施行教育基本法，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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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迅速近代化，使人们在醉心于文明开化等方面出现了道德上的混乱。这是在想要输入外国文明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孕育着一种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统一的危险。德川末期的思想家们曾经设想以”东方的道德、西方的艺术“或是以”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识“来作为应付这种危险的共识。

但是，实际上一实行近代化就会知道，这一公式是很难使用的。

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技术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到顺利开展。

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归根结蒂，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

然而，即使能够输入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要引进其政治观点，文化以及思想方法等构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象这样一些所谓价值体系如果不是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它，那么，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成为人们的真实的道德基础。

因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外国文明的国家，便面临一种深刻的进退维谷的困境，明治时期日本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困境。

甚至有人提倡改善日本人的体制。说什么“日本人虽天性聪慧，但甚缺乏毅力，此皆由于不食肉所致。”因此，如果从幼儿时期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

最终还是强制执行了六三制。我感到有关人员付出了巨大的辛苦。我深刻地体会到：理想虽好，但负责实现理想的人们是很辛苦的。

当时的学校教育局次长稻田无奈地说道：“尽快实施纵然好，但是从昭和二十二年起来不及准备，希望能有所延缓。”然而，有委员指责说：“这是官僚在逃避责任。”这种不顾实施者立场的做法到底是不是民主呢？虽说是实施民主，却采取如此不民主的方法。但这是一场革命，所以没办法。这就是当时的力主施行改革的亢奋状态。所以当时文部省被当作高级勤杂人员。

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战后的一两年间，人们因战败的打击和生活的不稳定而不安，同时又因接踵而至的重大改革而兴奋。当时的报纸充分表现出了这种混乱和改革交织的特色氛围。由于纸张匮乏，当时的报纸都是 16 开的小报，头版刊登关于占领政策等让人略感兴奋的报道，里面刊登粮食问题和社会动乱的报道。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一方面从战败的打击中重新站了起来，另一方面从改革的热情中清醒过来。

吸收新事物往往伴随着抵抗。人们可能会感觉现代化貌似暂时激化了经济社会落后面的矛盾。但是从长远看，中小企业、劳工和农业等方面的矛盾只能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倘若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唯一的前进方向，那么国民就必须分担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

现代化（经济改革）就是自我改造的过程。这个手术是避免不了痛苦的。明治时期，我们的先辈通过这种手术把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为亚洲先进的工业国家。之后的日本经济并未经历过与之相当的大型结构改革。逃避自我改造的痛苦，企图按自己的条件改造外界（改革），结果就和军事扩张联系到了一起。

编辑推荐

日本前首相对于日本近代史的总结，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

前言

二战后的日本，仅用了10 年时间就从战争亡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完成了国家重建和经济复兴，并以钢铁、造船及晶体管等出口商品为桥梁，重新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第二个10 年（1956—1965）期间，日本进入了以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黑白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的家用电器“三神器”的普及率达到90% 以上，电动自行车、电饭煲、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果汁机等除空调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并向世界展示日本

商品。1962年，东京开通了初的都市高架道路。1964年，大阪与神户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东海道新干线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东京完成城市大改造，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历史上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1967 年，当吉田茂应邀在《大英百科全书》年鉴上发表《激荡的百年史》时，正是日本再次抬头仰望“坂上之云”，继续以疾风怒涛之势准备迎接时代顶点之时：“近年来，世界舆论对日本评价之高令人吃惊。尤其是对日本在明治时代引进西洋文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完成复兴及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人们认为，日本的先例能够为目前尚在近代化道路上艰苦摸索前进的亚非新兴国家提供巨大的鼓舞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一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仅用7 年就提前得以实现，人口也达到了1 亿。翌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成为自由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1970年，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也是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为此前历史上规模的世博会。

《激荡的百年史》共有五个章节。前四章分别阐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中所经历的波折起伏，第五章总结了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吉田茂指出，“战后的日本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都接受了巨大的挑战”，“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完成的事业的再现，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的事业的完成”。在此过程中，尽管日本多次“赶上了历史赋予的机遇”，“重要的还是要归功于日本人是非常好学的国民”，“只有教育才是重建日本的原动力”。“因勤勉而激发出的力量，赋予日本人特有的进取向上和竞争精神，促使他们不断勇往直前。日本人放眼全世界，专心致志地汲取着世界的长处”。同时，吉田茂还提出了日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当今的世界中，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所在，并正确地付诸执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日本人遭到了失败，但是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日本在整体上获得的辉煌成就，然后再放眼世界的话，日本人应该会慢慢地清醒什么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

吉田茂认为，战后日本的复兴和腾飞，首先要归功于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治政有方：“他将日本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并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而被称为“日本丘吉尔”的吉田茂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这个外交官出身、拥有敏锐的国际观察力和卓越的宏观政治智慧的“顽强的现实主义者”始终坚持“教育兴国、经济建设优先、拒绝重整军备”的方针，为日本的重新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麦克阿瑟与吉田茂的合作关系极其推崇：“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法令的大纲，后者再把它们细化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结果，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就从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其业已崩溃的经济也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大的经济之列。

”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茂继承了生父竹内纲、养父吉田健三及岳父牧野伸显的自由主义理念及坚忍、实干和富有勇气的品格，二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又让他拥有超常的先见性和大局观。将密切日美关系作为政策基础的吉田茂，并不是“软骨的媚外主义者”，更没有想要永远做美国的附庸。事实上，在他执政期间，日美两国政府的关系始终处于时而密切合作、时而互相摩擦的状态。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总是迫不及待地、怒气冲冲地否定麦克阿瑟关于劳动、教育和警察方

面的改革的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老式保守分子”。

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吉田茂在执政期间培养池田勇人等一批政界领导人，因此，吉田内阁之后的日本各届政府仍大体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内对外政策，他们以经济至上主义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折冲樽俎，运筹帷幄，使日本在短的时间里实现战后经济腾飞。

为了有助于理解《激荡的百年史》及其时代背景，本书选译了吉田茂的《随忆录》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译本中的注释未加注明的，均为译注。

书籍介绍

全书共有5章，其中前4章吉田茂按照时间先后，将近代日本的百年史划为4个阶段——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化、战后的困难时期以及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并一一对其做出具体论述，在*后一章中，吉田茂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并满怀希望地提出了日本未来的计划和构想。每一章节都另外划分出若干个小标题，所有小标题都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基本都是直接提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再一次扣合了作者的政治身份。

当然，本书真正闪亮的地方还在于它提出的富有创想力的治国方略。这些治国方略得以*终实施，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政府与人民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国际环境，正如吉田茂在书中所言，日本“有生逢其时，凭借幸运的一面”。文末收录吉田茂《随忆录》。